当地政府要解决民生之困，不能寄望于一只老虎身上。镇坪即使有华南虎，国家的专项保护资金也不能挪作他用；即便没有老虎，无法建立自然保护区，如果当地民生状态到了需要中央或省市扶助的程度，也应该落实到位。

　　那张“年画老虎”，犹如拨开了层层“荆棘灌木”的遮挡，“真假老虎”的迷雾正在被逐步剥去。现在要追问的是，一只虎照，究竟负载了什么，能够从当地一个村民开始，牵涉县、省再到国家主管部门？

　　公众对虎照穷追猛打，是因为这件事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行为。从高调介入、宣布消息，到回避虎照真假、只谈自然保护区，人们更想知道，当地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

　　有媒体分析，当地政府之所以“挺虎”，是因为发现老虎，借虎势虎威可以大力开发旅游资源，可以要求国家斥巨资建立自然保护区。即便是提取“管理费”，也会是一笔不小的资金。平空掉下一个大“馅饼”，何乐而不为？

　　让人们感到有点意外的是，“挺虎派”除了当地政府，除了可以领到奖金的周正龙和“辛苦费”的论证专家，还有许多当地村民：有村民发现了老虎脚印，有村民说“目击老虎约一分钟”，有村民听到了虎啸……而在“年画老虎”出现后，他们又纷纷否认。但当初正是这些“旁证”，和那张虎照一起，演出了一幕立体的“虎照闹剧”。

　　何以如此？那位发现老虎脚印的村民彭国海的话或可作为答案，他说：“如果证明这里有老虎，国家就会建立自然保护区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起来。”甚至，有农民期望“如果建立了保护区，我们就等着领工资了。”

　　村民想改善生活，当地政府想增加收入，一只虎竟然承载着这么沉重的利益期待。由此，深层次地反思“虎照事件”，根子或许就在亟待改革的财政分配体制上。

　　1994年中国实施的分税制，成效无疑是大的，但其中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。尤其在一些中西部的县乡基层，财政困难已非一日。根据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提供的数字，在2000年前后，全国2000多个县有1000多个欠发工资。在这样的经济窘境之下，当地民生解困面临巨大财政压力，所以，对当地穷怕了的村民而言，能够建立保护区，得到政府资金扶助改善生活的愿望也极为迫切。与县乡财政贫乏相对应的，是中央和省市级财政结余的大幅增加；而“财政支出标准决策权的过度集中和规则的紊乱”，加剧了这种“贫富差距”。钱多集中在上层，财政下拨基层的标准中，“落实项目”成为最有力、最有效、也最常见的一种方式，“跑部钱进”者大多都有“项目”在手。在这些项目中，有不少项目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是为了增加地方的收入。

　　当地政府要解决民生之困，不能寄望于一只老虎身上；解决更多的县乡基层财政之困，也不能寄望于是否有“项目”上。镇坪即使发现有华南虎，建立了自然保护区，其目的也不能是为了改善民生，把国家的专项资金挪作他用；同理，即便没有老虎，无法建立自然保护区，如果当地民生状态到了需要中央或省市扶助的程度，也应该落实到位。

　　这一切有赖于财政体制的改革。专家们已对这项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，诸如“减少财政分级”“实行扁平化财政”“改革税种”“省直管县”“乡财县管”等，而加大财政支出的民主决策，规范财政支出的标准也必然要同步推行。

　　周正龙也好，当地政府也罢，一旦真相大白，各自的责任———无论是民事责任、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———各自“认领”。作为公众，对这种造假行为进行谴责是必要的；但对决策者而言，找到“虎照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进而拿出对策，也算是“华南虎事件”的最大价值所在。